【文艺理论与批评】卢燕娟 | 共和国文学视野中的“疾病”问题——以柯岩“新时期”后的相关文本为对象

引言福柯在对现代临床医学历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疾病与现代政治神话的隐喻关系。他认为，当“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将消灭一切疾病”作为一种现代神话深入人心的时候，疾病和对疾病的治疗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性问题。¹柄谷行人则在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研究中，关注到现代西方关于疾病的政治学隐喻作用于东方国家的现代历史，使其发生了“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必须加以治疗这一‘政治’思想”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疾病与对疾病的治疗，同样始终与现代国家民族的境遇和道路选择构成隐喻关系。在启蒙文学叙事中，鲁迅用“愚弱”来评价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并且决定放弃学习医治肉体疾病的科学，转身投入疗救国民精神痼疾的文学，直言其写作动机乃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希望”³。这样的经历和表述都隐喻着精神领域的非现代化状态在启蒙叙事中与疾病表述紧密相连，而启蒙意味着克服这一非现代化状态，则自然被喻为治疗行动。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和叙事逻辑。在启蒙主题内，麻木、愚昧的大众是国家、民族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病因，疗救意味着从内部克服他们所固有的意识结构、植入现代西方文明意识。而在延安文艺运动所开启的解放主题内，现代世界横加于中国的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是人民与国家所遭遇的病痛的共同病因，因此疗救意味着反抗侵略压迫并在此过程中询唤人民健全的精神结构和自我认知。共和国文学继承了延安文艺的主题和基本叙事逻辑，在新的时空中继续讲述人民外部解放和内部成长的故事，留下了诸多史诗巨著和新人形象。但是，时空转换、语境更新，如何在新生的共和国内讲述具有隐喻意义的疾病与疗救，成为共和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客观地说，“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在着力塑造一个健康、光明的共和国形象的同时，有意遮蔽或无意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也成为后来人民文艺深刻的内部困境。“新时期”以后，对共和国疾病与创伤的书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伤痕”文学直陈疾创，但在“再启蒙”的历史语境中，此时对疾创的书写并不导向对历史的修复，而是走向去革命化与去政治化，将疾创归因为“宏大历史”对个体的压迫和伤害，将重新回到半个世纪前为中国革命所超克的欧洲现代文明之路作为疗救的方案。柯岩
柯岩在“新时期”以后对共和国文学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从这样的问题视野中产生出来的。柯岩是真正的“共和国作家”。这不仅指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写作并崭露头角；也不仅指她的创作生命横跨两个时代，见证了共和国从成立到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指柯岩一生的文学创作皆浸透着对共和国的高度认同和深切关注。“新时期”以后，当更多的作家用文学告别革命的时候，她的创作主题、情感旋律无不与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成果的共和国呼吸相关、桴鼓相应。但是较之“十七年”时期的主流共和国作家，她对共和国的热爱和关注，却具有别样的问题意识与深度。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她追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参与改造妓女的经历，讲述工读学校的故事，关注被抛出正常社会的癌症病人。这些写作似乎总是对那些在身体和心理上有疾病缺陷的人们有一种别样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又绝非简单的“人性关怀”，而是将他们的疾病与命运、疗救与希望放置在她对共和国历史和命运的理解、反思和关注中。由此，可以说柯岩的这些作品，是从对共和国的热爱与关注中生长出的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角度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共和国文学是否应该表现疾病？

在延安文艺所开创的人民文艺历史上，对革命的讲述往往以劳动者从被压迫走向解放为基本叙事逻辑。不同于启蒙叙事，劳动者在旧社会的病痛不是源于自身的劣根性而是源于外部压迫，新社会推翻了压迫劳动者的权力结构，劳动者的病痛创伤就会自然消除，身心安泰。共和国成立之前，对劳动者的精神疾创深度、治愈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从理论到创作实践尚有一些别有深度的开掘。理论上，有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说”，指出“人民”不是天然存在的，要不断与自己灵魂深处的疾创进行残酷斗争，历史方能在裹挟着血污与黑暗的道路上走向光明；创作上，也有丁玲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探讨那些在旧结构中饱受摧残、灵魂深处疾创深重的人们，如何背负着这些旧疾走进新社会。但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以贞贞奔赴解放区去“治病”的结局，赋予解放区以解决困境、疗救一切疾创的理想意义。而共和国成立，正是贞贞所奔赴的“解放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实现。在这样的语境中，共和国内部是否还存在疾病？文学是否还应该表现疾病问题？进而言之，如何解释疾病？如何疗救疾病？成为共和国文学需要重新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共和国成立之初，文学普遍继承了延安文艺的基本逻辑，同时分享着胜利和解放的激情，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劳动者解放时刻的到来，描写黑夜终结、旭日东升的时代故事。作家鲜有主动触及共和国内部是否存在着疾病的问题。这种回避的态度贯穿了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叙事。在日益紧张的文学空间中，最终催生了人物只能高大全、社会不能有矛盾冲突的写作律令。或许正因为看到了回避态度的后果，“新时期”以后，柯岩写作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痈疽、精神疾病以及医学绝症的作品。而在这些作品中，她始终鲜明地表达了面对疾病不应回避掩饰，而应坦然直面、承认的主张。柯岩
她于1987年写作的散文《墨西哥的疑惑》追忆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参与妓女改造工作的独特经历。这篇时隔将近四十年的追忆文章，在一开头就呈现出一个尖锐而意味深长的场景。一个国外青年学者在研讨会上直接提问中国有没有妓女，在得到中方翻译“我国法律不允许”的回答后，继续执拗地追问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时，中方翻译犹疑了。这个“犹疑”的姿态，显然来自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健康、美好形象的本能维护。而柯岩此时接过话头，直接承认了对方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尽管法律不允许，一群一伙的卖淫现象也确实星星点点的存在。”⁴这样直言不讳地坦率承认，不仅是作家率真的个性使然，更与作家对共和国内部痈疽与疾病的亲身经历与理解相关。她在文中这样解释自己坦言的原因：“不诚恳不但是愚蠢的无益的，也是令人难堪和有损友谊的。”⁵而即使这个来自作家本人的解释，也没有道尽她对应该如何理解和表现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复杂而深沉的思考。所以，她没有言尽于此，而是主动向在场的学者引出了自己在近四十年前参与妓女改造工作的经历。从追溯中，柯岩将妓女现象比喻为新社会的“痈疽”。在讲述中，柯岩坦承在众多文学作品所合力塑造的那个如旭日东升、健康明朗的共和国时空中，仍然有来自旧制度的“痈疽”。她直率地书写自己亲眼所见的肉体的脓疮与溃烂，也真实地再现了自己所亲历的在新中国的阳光下还有如此陈腐的不以卖淫为耻而以劳动为辱的思想。所以，当她讲述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如何完成对这些“痈疽”的治疗时，便向国际友人也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态度：共和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痈疽疾病，也不是因为它永远纯净无垢，而是因为它从法律到社会制度都在抵抗、消灭社会的不健康状态问题上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更是因为它能产生出很多基于对共和国的热爱而投身于消灭痈疽、治愈顽疾，以使得共和国常葆健康活力的工作者，如年轻时便投身其中、四十年后还为之辗转难眠的柯岩，以及从过去到现在，柯岩都坚信存在的“许许多多同志们”。所以，柯岩使自己的讲述不仅具有维护共和国形象的意义，更上升到“千千万万个关注妇女解放及人类命运的各种肤色的人民”⁶所关切的问题。在这里，共和国不仅意味着自己的健康强大，也意味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责任担当。要理解柯岩这一态度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可以比较一个接近题材的文本：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小巷深处》写作于“十七年”时期，也是处理旧社会的妓女进入共和国语境的问题。陆文夫的叙事重点放在这种“解放”在外部环境中遭遇的复杂和艰难，女主人公要面对的是那些进入新社会后仍然没有克服的偏见和陋俗。从这一点上来说，柯岩的文本止步于改造运动结束，改造好的妓女们毕业后各奔前程，确实没有涉及对这群从旧制度废墟的最底层挣扎进新社会的女性，她们身上携带着创痈病痛，是否能够在新社会获得宽容的治疗环境这样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示了陆文夫的独到深刻之处，也因此使他在当时的语境中受到批判。但如果仔细剖析就会发现，陆文夫对这一问题的开掘，更多是从解放的外部环境复杂性着手。在陆文夫的叙事中，主人公首先是被放置在一个被压迫者的位置上产生意义，而她本人心灵纯洁善良，一心渴求解放，获得解放之后迅速成为优秀的新社会建设者。这个形象与她作为被压迫者的定位一起，共同使文本可以纳入共和国文学“劳动者在旧社会受压迫，在新社会成为历史的正面主人公”这一大叙事中。相较之下，柯岩的文本中，在这群同样作为被压迫者的旧女性身上，就呈现出更复杂也更深刻的精神病变。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宣布劳动人民从此当家作主的语境中，她们宁可编造大户人家小姐落难的故事，也耻于承认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她们并不将新政府查封妓院、改造妓女视为对自己的解放，反而视为压制，使尽各种手段与之对抗；她们不以自己的皮肉生涯羞耻，反而鄙视工作组的女同志不懂风情、不像女人。从柯岩对这些亲见亲闻现象的真实再现，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陆文夫为贴合“被压迫者翻身为历史正面主人公”这一叙事逻辑而对自己笔下女主人公精神疾创可能性的遮蔽。在这样的比较中，能从更深层次上去理解柯岩“新时期”以来在各个涉及疾病的作品中反复倡导的直面疾病、坦荡无畏的主体精神对于共和国文学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寻找回来的世界》中所有热爱工读教育事业的老师，从不回避学生的错误，他们可以注意教育方法，可以耐心委婉，但不掩饰、不姑息、不纵容是他们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每一个学生获得救赎，都首先从不再回避自己的问题、不再用怪异嚣张的行为掩盖自己的心灵创伤开始。在《癌症≠死亡》《CA俱乐部》这些书写癌症病人世界的作品中，癌症患者自称“我们这些老癌”的坦荡态度，震惊了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外来者，却也是柯岩借此传递出来的对待一切肉体上、精神上、社会隐喻意义上的疾病的态度：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多么优越的制度、多么健康的肌体，都难免会有疾创痈疽。痛陈时疾、直指病创，既不是基于对共和国的怀疑和否定而加以“揭露”，也不是将自己放置在冷静的旁观者位置上加以“客观呈现”，恰恰相反，是以共和国主人翁的姿态，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和信心，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能解放人、祛除人的被剥削被奴役等一切疾病状态的制度，相信自己和千千万万共和国的建设者一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克服顽疾、维护共和国的健康活力。所以，对共和国真正的热爱，不是认为共和国没有疾病，更不是明知有疾病而掩饰回避，而是相信共和国能够治愈顽疾，并将共和国理解为是在不断遭遇疾病、治愈疾病的动态进程中变得更加健康而强大的有机体。而这种“相信”不是对他者的相信，是将自己作为共和国主体询唤出来的对自己和由千千万万个自己这样的共和国建设者的自信。

共和国文学应该如何阐释病因？

“新时期”以“伤痕”文学为开端。在这个时期内，表现共和国内部的疾创不是问题，问题是这种表达与此前的共和国文学站在不同的历史立场，秉持不同的问题视野。而柯岩“新时期”写作的意义，在于她是站在共和国文学的基本历史立场上来书写疾创的。这就使得同样描写历史创伤，她的写作和同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言之，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新时期”文学逐渐建构了集体/个体的二元叙事框架，前者在文学形象中表现为僵硬刻板的组织化身（如《班主任》中的支部书记谢慧敏、《人到中年》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等）、玩弄政治权术扭曲人性的“权力”化身（如《芙蓉镇》中的李国香、《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后者则表现为从僵化中苏醒挣脱的个性代表（如《班主任》中的石红、《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等）、坚持个人的理性与良知而被迫害的英雄（如《伤痕》中的母亲、《芙蓉镇》中的秦书田等）。通过这一系列文学形象的共同建构，历史疾创被归因为在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宏大历史与政治革命叙事。在以此为基本逻辑的“新时期”叙事中，对历史疾创的疗愈方案就是绕开革命对启蒙的超克而重返20世纪之初，重申个性解放的“再启蒙”。柯岩写作于差不多同时期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粗看之下与“伤痕”文学的叙事元素、人物形象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讲述在不正常的历史中，事业被中断、人性被扭曲，当一切回归正轨后，有责任心的人们在疗救别人的创伤中也抚慰自己的创伤的故事。文本中的造反派形象、知识分子形象都有很多与“伤痕”文学中这类典型形象相重合的特征。如果不仔细分析，这几乎可以看作一个加长版的《班主任》的故事，都是在向扭曲的历史讨回青春以“救救孩子”。但是，仔细分析《寻找回来的世界》和《班主任》中对青少年疾创的再现和归因，会发现二者有着虽细微但却重要的差异，甚至是本质的差异。《班主任》中的两个典型病患是谢慧敏和宋宝琦，作者用前者批判政治意识形态导致无知愚昧，用后者批判不学无术导致无知愚昧。在谢慧敏归还稻穗一情节中，虽然文本中的班主任张老师还是被她对贫下中农的情感所感动，但这种感动更多指向孩子自身的天真赤诚，而对她天真赤诚地信仰的理想，从后文来看，张老师更多还是不认同的，所以他一直委婉地干预、打断她的行动。在以张老师的视角带读者进入的谢慧敏与石红的冲突中，显然石红代表了个性解放的诉求，谢慧敏支部书记的身份和僵化刻板的言行都很好地扮演了压制个性解放的“政治性”力量。所以，《班主任》将青少年心理的疾创归因于“四人帮流毒”这一颇具时代共名性的概念，而其通过具体形象诠释了作者对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导致青少年心灵不健全的，是压抑个性解放的集体主义政治叙事，这种叙事导致青少年的非理性状态——所以谢慧敏和宋宝琦的疾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愚昧”。

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群众出版社 1984 年版

相较之下，《寻找回来的世界》虽然也使用了“四人帮流毒”这一共名性归因，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和情节演绎中，却对这一归因的实际内涵做出了非常不同的解释。与《班主任》相同，柯岩也写到了被耽误正常学习的孩子身上所体现出的愚昧问题，宋小丽糟糕的数学、郭喜相吃生肉的野蛮，都令人震惊并痛心。但不同于《班主任》，柯岩并未将此作为疾病的最本质问题，而只是诸多病症中的一种表现，甚至不是最严重的表现。文本中的“伯爵”谢悦不仅不愚昧，还异常聪慧，不仅功课优异，而且表现出远超其年龄的成熟理性，绝不盲从，对世界和社会都有自己尖锐而独立的观点。如果按照《班主任》的诊断标准，这本应是一个高度理想的个性解放、理性觉醒的典型。但是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承担疗救责任的于倩倩却认为，谢悦远比别的孩子伤得更深、病得更重。可见，柯岩并没有简单地在理性被蒙蔽而导致愚昧的层面定位工读学生心灵疾创的病因。文本中，学生的问题表面上看千奇百怪各不相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共因：他们都不相信，不相信他人，不相信社会与集体，甚至不相信自己。向秀不相信世界还对自己怀有善意而装疯；郭喜相因为曾经的暴力，信仰坍塌，失去安全感，就用吃生肉维护自己的强硬形象；宋小丽不相信世界上有能脱离低级趣味的男人而放纵。而“病得最重”的谢悦，他不相信社会还有基本的公道和正义。从这里，《寻找回来的世界》已经与《班主任》有了重要差异：《班主任》的“四人帮流毒”使人迷信而愚昧，《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四人帮流毒”则使人丧失信仰而堕落。因此，《班主任》需要的疗救是解放个性、启迪个体的理性精神，重建新的世界阐释模式；而《寻找回来的世界》需要的疗救，则是重建对国家社会的信任——在小说中首先是重建对国家社会的具体代表学校组织与老师的信任，重构“文革”前的社会关系模式。换言之，《班主任》的时间意识是“新时期”的，是重新向现代西方敞开的未来诉求；而《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时间意识则是“文革”前的共和国时间，是要将存在于那一时间中的、一度丢失的信仰“寻找回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疾创归因，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学生被治愈的表现，是重拾信仰、回归集体，并从这种回归中重拾对国家与社会的信任和热爱。“工读学校”，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改造与重塑青少年的环境。学生入校之初，对学校的抵触与逃离，皆是源于他们将此理解为一种变相的监禁，并不相信自己还可以获得重归集体与社会的可能性。工读学校里那些以工读教育为自己理想的老师，柯岩在作品中赋予了他们智慧、正直、坚韧的特点，使得他们最终赢得学生的信任和敬佩，而且学生通过信任他们，重新信任他们所代表的集体组织、国家社会。所以柯岩在小说中特意安排了来自西方感化院的外国友人参观工读学院的情节。外国友人在工读学院中深感困惑，他们询问，感化院有良好的物质条件、有基督精神的感化，为什么却不能挽救堕落的青少年？这时，曾经对世界失去信任的谢悦彬彬有礼地回答：“我们靠的是集体、信念、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而另一个孩子小建国又补充道：“还有——明天的快乐。”⁷这两句来自工读学生的回答，清晰地呈现出：如果说都将“文革”视为共和国内部发生病变、导致青少年疾创的原因，在如何界定这一原因的内涵以及如何基于对病因的定位提出疗救方案的问题上，柯岩却与要去集体主义、去政治化以谋求个性解放的“伤痕”文学逆向而行。在她看来，既然病因是“文革”破坏了曾经健全的党组织、摧毁了人们对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那么就应该重建健康的组织、重构集体主义的理想信念，让个体重新获得与国家社会同步前进的希望。简言之，在柯岩的文本中，面对共和国的疾患，是寻找具体病因并进行修复、重建，以使其恢复健康活力，而不是改弦易辙。文本的结局，工读学校重建了团组织，个性桀骜的谢悦成了青年团员。这条从怀疑走向信仰重建的道路，显然是与《班主任》所倡导的从谢慧敏走向石红的道路截然不同。正是从这样的差异中，柯岩在“新时期”凸显了自己作为共和国作家（而不仅仅是作家）来书写疾创、寻找病因的独特价值和深刻之处。

共和国文学应提出什么样的疗救方案？

疾病的疗救是疾病与现代世界隐喻关系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对疾病的定性，还是对病因的寻找，最终都必然指向疾病的疗救方案。因此，疗救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同时包含着方法和方向两个意义上的隐喻。在柯岩对疾病问题的思考中，疗救同样构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向度。无论是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妓女问题，还是“新时期”的工读生问题，抑或医学上的绝症问题，柯岩在叙述中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一种类似于战争故事的叙事模式和激情。一切社会痈疽、心理疾创、医学绝症，在她笔下都是“敌人”，治疗的过程就是消灭敌人的过程，而消灭敌人依靠的，是坚强的集体主义、战士的必胜信念、不怕困难的战斗精神和永不言败的钢铁意志。这一点非常集中地体现在她对癌症问题的书写中。在《癌症≠死亡》《CA俱乐部》这些作品中，自然科学领域的绝症——“癌症”呈现出在艺术领域的另一种形象。在自然科学领域，癌症是一种客观的疾患，它的发生需要客观的指标数据加以证实，它的发展可以由人类医学手段进行可检测、可解释的干预，癌症患者能否痊愈也是一个客观的治疗过程加上概率问题。但是在柯岩的艺术世界中，癌症不再是这样冷静、客观之物，而是变成了似乎具有主体意识的“凶残的敌人”，癌症患者与癌症的相遇也不再是一串客观冷静的检查指标与科学检测，而是变成了“战士”与“敌人”之间的殊死搏杀。由此，癌症患者的主体身份从医学领域的客观治疗对象、社会学领域的不幸群体，转化为柯岩艺术世界中的坚强战士。随着这个身份的转化，柯岩用他们所呈现的疗救方案，就获得了在科学、社会学以外的隐喻意义。因此，虽然气功对癌症的治疗功效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争议颇多、并无定见的问题，但柯岩却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将其作为一个载体，用来承载面对疾病的疗救可能性。这个方案与其说是某一种气功，不如说是晚期癌症患者们选择气功的动因：如果从科学领域说，临床医生当然具有最权威的身份，他们宣布的“不治”也理应作为一个客观事实予以接受。但是如果将疾病与人的关系理解为战争，那么战争的主动权就应该始终掌握在战士自己手中。虽然敌人强大，虽然胜算不多，但是战士选择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武器，永不退缩地与敌人开战。面对敌人，可以“战死”，不可以“投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被医学放弃了的患者，选择气功，是选择不认输、不投降，选择他们尚可使用的武器与作为敌人的癌症作永不言败的战斗。在此意义上，柯岩书写战胜癌症的奇迹，固然高度肯定中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但更重要的，还是在提出面对疾病时有效的疗救方法。从她的相关文本中看，她所提出的，一是集体主义精神，二是每一个战士坚韧无畏的斗争精神。

柯岩：《癌症≠死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柯岩在《癌症≠死亡》《CA俱乐部》中，都仔细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癌症患者组织起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一同结成与癌症斗争的战团。这种组织没有盈利，也没有法规约束，其全部凝聚力与向心力，来源于组织者和成员们对人类生命共同的珍爱，在此基础上，互相之间无私的帮助、付出形成了维系成员关系的坚强纽带。每一个新加入的患者，首先是被这样一种坦荡、光明、温暖的集体氛围所吸引。而身处其中之后，他们看到同样是癌症患者的人们，不仅不计报酬地向新人传授功法，甚至还帮助他们解决从情感困惑到家庭困难的实际问题，遇到挫折有人鼓励帮助，想要放弃还有人鞭策敦促。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世俗的血缘情爱，升华为生死战场上性命相托的战友情谊。而正是这样的集体主义将一个个绝望的癌症病人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打响生命保卫战。长篇小说《CA俱乐部》更是用“俱乐部”的组织彰显了中国独特的集体主义力量：一个个癌症患者是绝望的、不幸的个体，而当他们被这样的组织凝聚起来，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向癌症开战的时候，他们进入的就是意味着同样可以充满欢声笑语、可以感受生活欢乐美好的“俱乐部”。也正是在这样的叙事中，每一个个体癌症病人的痊愈，都获得了他个人生命奇迹之外的宏大意义，都是人类与癌症战争中一场举足轻重的胜利；而每一个体癌症病人的不幸离世，也摆脱了悲观的失败主义叙事，而成为人类与癌症斗争道路上有意义的探索和经验。而在这场生命保卫战中，集体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是把一个个脆弱的绝症患者感召为一个个坚韧勇敢的抗癌战士。《CA俱乐部》的主人公柴禾，创办俱乐部是为了把癌症患者们组织起来抵抗癌症，而军人出身的他，更是天然地把抗癌理解为一场军事斗争。他告诉病友自己的抗癌心得：“病是长在你身上，最了解自己的条件、优势、劣势和能不能抓住战机，会不会创造条件，肯不肯拼死作战的也只能是你自己。”⁸这个说法如果从现代医学的眼光看，自然是不大科学的，因为虽然病人是病患的主体，但是从医学来说，自然是医生来制定治疗方案、病人配合接受治疗。可是从柯岩对疾病问题完整的思考语境而言，这里并非要提出一种与现代医学相反的治疗方案，而是在将治疗比喻为战斗的语境中，高度强调患者坚韧、强大的战斗意志。也正因此，小说最后，柴禾的因病离世，并不是一个无助的、重病缠身的病人医治无效去世这样一个简单的医学事件，而是一名从年轻时就投身军旅的战士，在自己一生经历的所有战争中都没有怯战、没有退缩，永远迎敌而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辉煌谢幕。而柴禾留下的文字中，更强调了这种永不服输的战斗品格：“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仍然笑傲死神：因为在它为我所划定的癌症领域，我始终不曾投降。我只是措手不及地、偶然失败在另一个人类也正在努力与之奋战的杀手——心脏病的战场上。”⁹在这段自述中，生死的重要性，让位于战士是否完成了自己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使命；胜负也不是以一个个体的生死来计算，而是相信只要人类有这种永不投降、蔑视敌人的战斗品格，就一定会取得战斗的最后胜利。强大的集体主义力量、豪迈的战斗激情和昂扬的英雄主义品格，是“新时期”以后几成绝响的共和国文学旋律。柯岩在回答如何治疗疾病问题的时候，召唤了它们，并赋予它们只有共和国文学家才能理解的、超越刻板现实与有限的科学认知之外的、能够创造奇迹的力量。只有从柯岩一生对共和国历史的深切认同、对共和国理想的坚定信仰中，才会读懂这隐匿在颇具争议的“气功治癌”背后，对共和国文学中的疾病与忧患深沉的思考与坚定的回答。结语柯岩在“新时期”以后对疾病的观照和书写，与她对共和国历史的关注与反思紧密相关。她无论是主张坦承疾病，还是反思病因，乃至将治疗疾病化为战场搏杀，都有一个不变的前提：始终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秉持赤子之心认同热爱，始终将共和国理解为革命的成果予以认同热爱。她的精神世界、伦理认同，始终与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共和国水乳交融。这种深沉而执着的情感，使柯岩的文学始终浸染着共和国文学刚健、质朴、乐观的审美格调。“新时期”以后，这样的叙事特点和审美格调在文学中已经非常少见。因此，在“新时期”以后，虽然不乏感悟丰富人心的敏感，也不乏刻画复杂人性的才华，柯岩的作品却始终具有某种“单纯”的特征。这种“单纯”，有时会被诟病为不够“深刻”，与主流文学风尚也不甚相洽。然而，如果从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来看，这“单纯”乃是作家将自己的所感、所思纳入对共和国历史与命运的反思与探索之中，从未改变对共和国理想的信仰，始终坚定地站在共和国作家立场上写作，是百转千回而不改的赤子之心。从这样的“单纯”中，柯岩对共和国语境内疾病问题的关注和探索，都将在其身后的滔滔历史、万千读者中，彰显出非常独特的、不可忽视的意义。

1    参见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8页。

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4    柯岩：《墨西哥的疑惑》，《柯岩文集·第六卷·报告文学散文》，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5    柯岩：《墨西哥的疑惑》，《柯岩文集·第六卷·报告文学散文》，第355页。

6    同上，第365页。

7    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柯岩文集·第一卷·小说》，第304页。

8    柯岩：《CA俱乐部》，《柯岩文集·第三卷·小说》，第202页。

9    柯岩：《CA俱乐部》，《柯岩文集·第三卷·小说》，第360页。